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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研究是唐代文学，也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镇，有许多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是“千家注”的历史和现状，这是古代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唯一的现象。与之相应是研究历史长、成果多、历代研究大家辈出。三是杜甫作为文学大家和文化大家，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显赫。与之相应是在当代社会有专业学会、研究期刊和定期的学术年会，还有相关的文物单位。这一切，都是古今文人少有的殊遇，也是文学研究的一大奇观。

杜甫研究，与古代文学研究一样，有共性也有个性。共性明显:研究对象都是古代作家及其作品。个性亦明显:杜甫是个体的，而且是独特的，他是中国诗歌的正统代表者，在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意义都是不可替代的。这也是对杜甫研究进行回顾、反思和前瞻的价值。

杜甫研究百年的最大收获或成绩是什么?可圈可点处何在?这是我们在回顾和前瞻时应该重点思考的问题。世纪之交那些年，对杜甫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的话题，与其他学科或作家作品研究一样，都很热门。本文拟从现代学术视野的角度加以审视和讨论，希望能深入这一讨论。

一

杜甫传世的作品，经过一千多年的整理，已基本定型，很难有让人惊喜或改变研究方向的材料发现。近百年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杜甫作品的整理是有成绩的，这主要表现在几种重要的杜甫读本的出版。这就是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杨伦的《杜诗镜铨》、钱谦益的《钱注杜诗》和浦起龙的《读杜心解》等。一个诗人有数种不同的读本在清代出现，在现代出版，这已是一个独特现象。普及性的选本，则首推萧涤非先生的《杜甫诗选注》。这些读本为人们学习和研究杜诗提供了重要的也是非常方便的文本。随着研究的深入，对杜甫诗文的全面整理也在“文革”结束后提上议事日程，并很快开始启动。但让人遗憾的是，杜甫研究的集成性的诗文集至今还未完成。相比之下，李商隐、李白、韩愈等人的文本整理已走在前面。早在二十年前，萧涤非先生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刷了第一册清样，在部分学者中征求意见，但二十年过去，萧先生早已作古，他的后继者们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完成这一个集成性的工作。杜甫研究界翘首以待这部能够反映千余年来尤其是近百年学术成果的集注本早日问世，以期能推动杜甫研究的深入。

杜甫研究传世文献方面还有一个大工程值得关注。那就是对历代研究资料的全面整理和汇集。中华书局（“华文轩”）在60年代出版了唐宋时期有关杜诗评论的资料汇编《杜甫卷》（上卷，唐宋之部），这也是嘉惠学林、沾溉几代学人的善事。可以说40年来凡是研究杜甫其人其诗的学人，没有不从中得益的。学人们一直盼望着《杜甫卷》的完整出版。当然，这是一个大工程，需要人力物力和财力，更需要时间，需要一批执着者，需要一个有力的有眼光的组织者和出版社等等。但这一个工程的问世，也是遥遥无期。据中华书局原总编傅璇琮先生讲，这部资料汇编的元明清部份，大部份资料在山东大学。也是萧先生编《杜甫全集校注》时，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在考虑这部份资料的整理。后来请其他同志负责整理。但这部巨著的整理和出版也是遥遥无期。从文献编纂的角度来考虑，《杜甫全集校注》和《杜甫卷》的整理出版，对于杜甫研究的文本和资料整理工作，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应该是杜甫研究史上一个最应该重视的工作。前一工程，可能正在扫尾阶段。对后一项工作，我们是有一些想法的。如果能得到有关方面的支持，西南师大文学院、重庆市文科研究基地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是有人力物力和实力，更有热情来完成这一个集成性的工作。这是我想到的一个问题。

杜甫研究作为个案研究，其研究进展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是具有全局意义和引领作用的。同样，其文本和文献整理，也极具价值。杜甫研究传世文献的整理工作在20世纪后期之所以稍慢于其他一些作家，一个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大作家的相关资料浩繁，文本阐释的多义性也十分突出，取舍定夺，殊为不易。唯其如此，学界和相关部门更应该投入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二

文本和资料整理工作，是学术研究中最基础的工作。对古籍的整理和排印出版，主要是传统的延续。普及性的读本，则兼有现代意识了。可以说现代学术思想、观念和方法，最先是在作品阐释中与大众见面的。萧涤非先生的《杜甫诗选注》就是一例。当然，最集中地体现现代学术思想的成果，还是学术论著。

如果我们认真清理上一百年杜甫研究与前一千余年的区别何在，或者说有什么本质性的表现——最能够反映现代学术思潮及其进展的学术问题、学术命题、学术成果有哪些呢?我根据自己的学习、体会、观察和理解，大胆作一个判断:20世纪杜甫研究中，最重要的话题、最明显的进展应该是下面这些内容:从阶级性、人民性到民胞物与及人道主义情怀的讨论、盛唐之音转折时期的代表人物问题、忠君爱国与忠臣类型的讨论、士人风范与社会良知命题的提出、诗人的文化意义的探讨、系统的修辞艺术研究、晚年宗教情怀问题、风格研究（沉郁顿挫问题）、拗体问题、李杜比较研究、杜诗学研究深入并渐成气候、行年的细化、多种传记及评传的问世等等。

杜甫研究百年进程，大略与百年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思潮起落相应。个人认为可以视20世纪上半叶为一个时期。20世纪后半叶可分为另外两个时期，即50年代至70年代这三十年为一个时期，即建国至“文革”后时期，80年代至90年代末这二十年为一个时期，即新时期。这三个时期的队伍、成果、方法是如此明显地与百年中国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虽是大略的划分，却是恰如其分的。

具体而论，20世纪前五十年，是现代学术思想建立的时期。建国至“文革”后期是大陆现代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亦即过渡期、低潮期。新时期是现代学术活跃时期，也是一个比较浮躁的时期，同时又是一个建设性的时期。百年杜甫研究正经历了这样一个发生和发展的进程。

关于杜甫研究的系统回顾，林继中《百年杜甫研究回眸》（《河北大学学报》1999年2期）、张忠纲、赵睿才《20世纪杜甫研究述评》（《文史哲》2001年2期）、张忠纲、赵睿才《建国以来杜甫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1期）、杜晓勤《隋唐五代文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祁和晖、濮禾章《建国以来杜甫研究情况述略》（《杜甫研究学刊》1988年1期）以及《文史哲》杂志在1986年至1987年连载的焦裕银、郑庆笃、张忠纲、冯建国等人的《杜甫研究论文综述（1911—1955）》等论著中都有较为系统的分析和讨论。其分期也基本相同。以上论著，对本文的写作有重要参考意义，特地说明并致谢。同时，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讨论的论著，以大陆学界为主。

百年杜甫研究的第一阶段，之所以可以视为现代学术思想在杜甫研究领域的的建立，是因为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些重要学者和重要成果，明显与旧式研究方法划开了界域，开一代风气，且一直影响百年研究。虽然其间社会思潮、主流意识形态多有变化，但其基本思路大体不变。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已经可以很娴熟地运用现代学术观念和方法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表现出新的思维方式和表达出新的意见。在该时期的杜甫研究中，新的学术 观念与方法是十分明显的。如梁启超的《情圣杜甫》和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对杜甫的分析，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尚未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学者的自由精神、学术的独立品格，是可以充分得到表达的。因此，该时期的学术成果，反倒能够经受时间的检验。一些成果，至今还具有权威性。

杜甫研究的过渡期，是一个思想、观念和方法都相对单一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献整理成果较突出。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引导下，该时期的杜甫研究论著，主要还是对文学进行社会学的阐释，这可以从这一时期杜甫思想和形象研究中的主要话题得以了解:世界观、阶级性、人民性、爱国主义……这些话题，是这一历史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常规话题，是该时期意识形态的必然表现，也是现代学术思潮低潮期的表现。这些话题的产生，有着鲜明的中国大陆学界特色。这一时期杜甫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当是萧涤非先生的《杜甫研究》和《杜甫诗选注》。萧先生的成果，是当时的思想观念影响下所能达到的最好状态。其影响则是此后的四十年和几代学人。

过渡期的某些成果，可以视为该领域学术低潮的象征。一是“文革”中“评法批儒”浪潮下的对杜甫的否定，二是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的问世。郭著被认为是他学术著作的败笔，其主要原因，正在于他立论的偏颇。这偏颇，又主要是与个人好恶甚至是投领袖所好所致。对于后一点，到目前为止，还只能是一种推测。但立论的偏见是明显存在的。不过，在研究生教学中，我仍然将此书作为杜甫研究重要书目向学生推荐，理由是该书的对比研究方法虽然得出了不算科学的结论，但其选材的角度却是值得注意的，即可以从中了解为了“自圆其说”，一个学者会从哪些角度思考问题和选择材料。换句话说，研究者应该怎样避免在学术研究中根据自己的好恶产生错误判断。郭沫若天才的想象和大胆的解说，在这部书中也继续有所表现且过犹不及。如要论证杜甫过的是一种地主生活，不惜将“恶竹应须斩万竿”和“卷我屋上三重茅”的夸张手法作为实证的依据，理解为一万竿竹应该占多少亩地，三重茅是年年翻修，非穷人所能为等，由此推断杜甫的土地占有量，再推导出他的阶级属性和富庶的生活状态等等。这部书在杜甫研究史、古代文学研究史和现代学术史上的意义，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它反映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大背景对学术的影响。这一文本的时代特征之鲜明可以说是最具“经典意义”的。

从这一现象，引起我们思考的是，当代政治思潮和意识形态必然会对当代学术产生影响。这也是“一代有一代之学术”的另一种必然。由此观之，百年杜甫研究、古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文学研究或学术研究，在上个世纪的过渡期和低潮期，都成为一种必然。

三

杜甫研究的活跃时期，是杜甫研究史上成果最为突出，进展最为明显和队伍最壮大的时期。从学术思想的发展看，也是现代学术思想较为活跃的时期。

队伍、成果和方法三者的关系是密切相联的。有一支什么样的队伍，运用何种方法，就有一批相应的成果。从三者的关系入手，正好可以清楚地看到百年杜甫研究的进程。这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一个学科的建立，是以一批成果为标志的，同时又是以一支队伍为标志的。回顾百年杜甫研究，正好可以从三个时期的代表性成果中，从杜甫研究者相对集中的区域来考 察这一现象。

第一批学者，是梁启超、闻一多、郭沫若为代表的一批大师级的学者。

第二批学者，有萧涤非、程千帆、罗宗强、陈贻、朱东润、裴斐、叶嘉莹、王运熙、曹慕樊、金启华、傅庚生、廖仲安、缪钺、苏渊雷、许永璋、陈友琴、刘开扬、钟来茵、钟树梁等。是他们奠定了百年杜甫研究的基础，推进了杜甫研究的深入。他们既有深厚的旧学基础，又不乏现代学术理念。但这一批的学者的学术才华大多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他们中许多人，都不同程度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在人生最该出成果的时候，远离学术工作。他们中的很多人的重要成果，是在今天的学者不可想象的环境下完成的，或者是在今天的人事制度下应该退休的年龄才开始工作并完成的。

第三批学者，有杨义、莫砺锋、张志烈、陈尚君、邓小军、许总、谢思炜、张宏生、张忠纲、林继中、祁和晖、韩成武、葛景春、胡可先、杜晓勤、王辉斌、杨胜宽、刘明华等。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批杜甫研究者，本是两代人，是历史的误会，将这一批人聚集在同一个时代，先后面对杜甫和他的诗歌，并在杜甫研究的后一个时期开始了各自的学术活动。其中年轻一辈，绝大多数是学院派出身，且多是博士，一些较新的研究思路和成果也多出自这一批人，现代学术意识，在这一批学者身上表现相当明显。这也能说明一个现象和一个问题:即，大学的学者，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队伍，新一代的学人，是有可能在杜甫研究包括古代文学研究乃至文学研究上，进一步推进学术的进步和繁荣的。

从地域看，显然是北京、南京、老四川（含现在的四川和重庆）、山东、陕西等地为重镇，各以这些地区的一些高校为支撑。较为集中的高校有南京大学、北京大学、首都师大、西南师大、四川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陕西师大、西北大学等。

四川成都因杜甫草堂和杜甫研究会及《杜甫研究学刊》的长期支持及一大批学者的长期研究，使成都当之无愧成为杜甫研究的重镇。或许是地利使然，这里文史（不仅仅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少有不研究杜甫的，且成绩卓然，并传承着蜀学的特点。这是杜甫研究队伍中一个实力强大的团队:除了前述中的成都学者，尚有屈守元、成善楷、徐仁甫、王仲镛、白敦仁、刘又竹、曾枣庄、陶道恕、邱俊鹏、陈昌渠、周裕楷、马德富、吴明贤、谢宇衡、徐希平、曾亚兰、王飞……重庆直辖后，重庆一些大学致力于本土历史文化的发掘和研究，杜甫在奉节一带的活动和晚年创作受到重视，西南师大和重庆三峡学院的一些教师用力甚多，谭文兴、蒋先伟、谢建忠、何休、鲜于煌等教授对杜甫与三峡、杜甫与夔州等的研究也随之出现一些有价值的著作和论文。杜甫的家乡河南，显然因为近代中原文化不再是文化中心，反而没有产生应有的成果。

四

本文最后想说的是，杜甫研究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将向何处去?陈大康教授在《关于古典文学研究中一些现象的思考》一文中建议，为避免低层次的重复研究，可以考虑逐步开列出需要解决问题的清单。文后有学者评议，并不赞成此说。我认为，清单不一定是学术指挥棒。如果清单是政府官员开的，可能与个体研究者思考的问题有一定距离，如目前指挥很多人的所谓项目指南。但所谓清单如果是指学者们在学术研究中感觉到的一种学术前景或可能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话，未必不可行。况且，清单云云，也见仁见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学术清单。

笔者无意为杜甫研究的明天开一清单。但我个人在明天面对杜甫和他的诗歌时，或者在与研究生们讨论时，我会想到下面这些我认为有意思的话题。

首先是文献问题。前面谈到的两大项目将是本世纪前十年或二十年应该问世的成果，其意义不必赘述。

语词研究。与文本和文献相关的，还有一课题，必将在近期提上议事日程，那就是一部集成性的杜诗语词研究尤其是杜诗语言多义性研究的类似词典的工具书。这是任何一位大家，尤其是诗人研究的必然。其条件和需要在本世纪都十分明显。一是有可供使用的检索软件，二是有一批有志于此的学者，三是目前国家和学术界、出版社对这类重要整理工作的关注。这一项目，将在重庆市教委和西南师大的支持下开始启动。

李杜比较研究。从罗宗强《李杜论略》到杨义《李杜诗学》，见出李杜比较研究不断深化的过程。李杜对中国文化的意义，是一个会随着时代演进而常新的话题。我认为随着文化意识的明显，这一话题会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跨文明背景下的文化意义研究。杜甫对中国文化的意义会在以后的研究中更加受到重视。莫砺锋对杜甫文化意义的讨论，对此前曹慕樊先生对杜诗的文化精神的最初探讨已有所深化。刘明华从知识分子特质角度对杜甫的士人形象的讨论，在今天看来，仍有深入阐述的空间。对杜甫思想的研究会随着时代和社会思潮的变化、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精神的发扬而会出现新的角度。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将是杜甫研究或作家研究的一条必然之路。杜甫的文化地位，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定论的，也得到世界性的认可，联合国认定的世界文化名人就是证明。在新的一百年里，怎样阐释杜甫，显然是学术界的一个重大课题。

如果说，上一个世纪，对杜甫的理解和阐释，经历了诗圣、人民诗人到文化代表的过程，那么，下一个世纪里，或许在此基础上将会在杜甫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阐释方面有所深化。从跨文化到跨文明的研究和比较，已经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界的一个新方向。杜甫在这一个文学研究的大背景下，会有什么进展呢?这是我们应该高度关注的事。杜甫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下一步的工作是，如何将这样一个伟大作家、一个民族文学和文化的代表人物，进一步阐释和推广，使之成为民族的骄傲，成为人类文明的骄傲。

这样的阐释，必定会在冯至《杜甫传》、朱东润《杜甫叙论》、陈贻焮《杜甫评传》、莫砺锋的《杜甫评传》之后，出现一部富有新意的传记或评传。

杜诗学的研究将是本世纪的重头戏。从一个作家的研究上升到一门学问或近似一种学科的系统性的研究，这也是一个十分的自然的过程。对一个作家，一种文学现象的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研究者们必然希望在规律性的讨论和学科性的归纳上有所要求。杜诗学、唐诗学等概念的出现无不说明了这一学术史现象。杜甫研究如果作为一门专门之学，究竟会定名在杜诗学、杜学还是杜甫学，在杜甫研究界有不同看法。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杜甫研究过程中，杜诗学和杜学的区别，会在讨论过程中逐步达成共识的。重要的是，怎样形成和完善一门学科的内外要求。在近二十年研究中，许总的《杜诗学发微》可谓导夫先路，胡可先的《杜诗学引论》已经初具规模，但成体系之作还有待来者。许著是系列论文结集，胡著的理论亦为雏形。还有学者计划用更长时间，花更大力气来实现杜诗学或杜学内涵的界定和体系的建立。这都是需要时间来完成的。但学术前景却是诱人的。

杜甫研究还有一个大众化问题。杜甫是深入人心的，但在各种媒体发达的当下，仍有必要充分发挥传媒艺术的作用，向大众宣传这一伟大诗人，俾能对文化建设、国民素质提升产生积极作用。成都杜甫草堂在2001年曾向全社会招标，要在5年内完成“五个一工程”——即关于杜甫的电影剧本、电视剧本、传记、交响音乐诗、歌曲等各一部。这是一个宏大的文化工程，是一个很好的创意，要真正把这五部作品做成文化精品，将是宣传杜甫，弘扬杜甫精神的一件善举，也是杜甫研究的一大盛事——这种普及性的工作，必须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翘首以待。

杜甫研究还有可虑之处，这就是杜甫研究的学术梯队问题。近年的硕士博士论文中，以杜甫为选题的，明显少于20世纪80年代。其原因很简单，以大家为题，工作量太大;杜甫研究又是千年热点，出新不易。这种对大家的敬畏之心使得很多学子在感叹杜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的同时，在研究课题的选择上反倒是采取了回避“绝顶”，攻克小丘的策略。长此以往，杜诗会不会成为研究领域的孤峰绝顶、阳春白雪但愿这是杞人忧天。

原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