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部人文经典之《活出生命的意义》
索书号：R749.055/F593
馆藏地址： 三楼综合书库
摘要：
由于生命中每一种情况对人来说是一种挑战，都会提出需要你去解决的问题，所以生命之意义的问题实际上被颠倒了。人不应该问他的生命之意义是什么，而必须承认是生命向他提出了问题。
人越是忘记自己——投身于某种事业或献身于所爱的人——他就越有人性，越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我们可以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发现生命之意义：（1）通过创立某项工作或从事某种事业（2）通过体验某种事情或面对某个人（3）在忍受不可避免的苦难时采取某种态度。第一种就是成就或成功，其意义显而易见。而第二种和第三种需要进一步解释。
在一定意义上，一旦找到了意义（比如牺牲的意义），痛苦就不再是痛苦了。
人需要做的，不是像某些存在主义哲学家所教导的那样去忍受生命的无意义，而是忍受自己不能以合理的方式去把握生命之无限意义。意义比逻辑要深刻得多。
快乐时（而且一直是）一种附加品，如果这种附加品本身成了目的，反而会受到减损。
意义疗法所谓“矛盾意向法”的技术基础源于以下两方面的事实：一方面，正是恐惧导致了所害怕的事情的出现；另一方面，过度渴望使其所希望的事情变得不可能。
自由是人的生命消极的一面，而其积极的一面就是责任。实际上，如果人不能负责人的生活，那自由会堕落为放任。
50年前，我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是关于那些患有我称之为“失业型神经官能症”的年轻抑郁症患者。当时，我发现这一病症是由于两方面的错误认知而导致的：一是错误地把失业和没用等同起来，二是把没用跟生活没有意义等同起来。结果，只要我成功地税负患者加入青年志愿者组织、接受成人教育或访问公共图书馆等等——换句话说，只要他们能用不花钱但有意义的活动填补大量空闲时间——他们的抑郁症状就消失了。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在生活态度上来个根本的转变。我们需要了解自身，而且需要说服那些绝望的人：我们期望生活给予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对我们有什么期望。我么不应该再问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而应该像那些每时每刻都被生活质问的人那样去思考自身。我们的回答不是说与想，而是采取正确的行动。生命最终意味着承担与接受所有挑战，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这一巨大责任。 这些任务（也就是生命的意义）在每个人身上、在每个时刻都是不同的，因此不可能对生命的意义作一般的定义。对生命意义的质疑，没有唯一的答案。“生命”的意义不是某种含糊的东西，而是非常实在和具体的。它构成人的命运，而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独特的。
如果你发现经受磨难是命中注定的，那你就应当把经受磨难作为自己独特的任务。你必须承认，即使在经受磨难时，你也是独特的、孤独的一个人。没有人能够解除你的磨难，替代你的痛苦。你独特的机会就依存于自己承受重负的方式之中。 对我们来说，生命的意义包含着从生到死受苦受难这一更广阔的循环。 一旦我们明白了磨难的意义，我们就不再通过无视折磨或心存幻想、虚假乐观等方式去减少或平复在集中营遭受的苦难。经受苦难成了一项我们不能逃避的任务。我们意识到了苦难中暗藏着的成功机会，诗人称这种机会为“要经受多少磨难啊”。
存在之挫折本身既非病理性的也非病源性的。人对于生命价值的担心乃至绝望是一种存在之焦虑，而绝非心理疾病。医生很可能是用后者去解释前者，导致他看不到患者对存在之绝望。 意义疗法的目的是帮助患者找到他生命的意义。
人对意义的追寻会导致内心的紧张而非平衡。不过，这种紧张恰恰是精神健康的必要前提。尼采的一句话很有智慧：“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我认为这句话是任何心理治疗都应当遵循的座右铭。 精神健康有赖于一定程度的紧张——既已完成的和有待完成的任务之间的紧张，或者是当下状态与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这种紧张是人固有的，也是精神健康所必不可少的。我认为，某些精神卫生学主张人最需要的是平衡（生理学术语称为“体内平衡”），这话总说法是错误和危险的。人实际需要的不是没有紧张的状态，而是为追求某个自由选择的、有价值的目标而付出的努力和奋斗。他需要的不是不问代价地消除紧张，而是某个有待他去完成的潜在意义的召唤。 人所需要的不是“内稳态”，而是我所谓的“精神动力”，也就是存在的动力处于一个紧张的极化区。它对患有神经官能症的个体来说更为有效。建筑师要想加固常年失修的拱顶，就得加大拱顶上面的负重，以使其各部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理，治疗师要想促进患者的心理健康，也不应当忌讳让患者重新关注生活目标以使他内心产生相当程度的紧张。
存在之虚无是20世纪普遍存在的现象。它可能是由于人类在成为真正的人的过程中所经受的双重丧失。在人类历史之初，人丧失了赖以指导其行为并因此产生安全感的某些动物本能。动物所具有的那种安全感，好比天堂一样，对于人类来说是永远地失去了，人类不得不做出选择。 此外，在最近时期，人类还遭受到另一种丧失，那就是原本作为其行为根基的传统迅速地消减。丧失了告诉他必须做什么的本能，丧失了告诉他应该做什么的传统，有时人甚至连自己想做什么都不知道。这样，他要么去做别人所做的事（随大流），要么做别人希望他做的事（集权主义）。
由于生命中每一种情况对人来说都是一种挑战，都会提出需要你去解决的问题，所以生命之意义的问题实际上被颠倒了。人不应该问他的生命之意义是什么，而必须承认识生命向他提出了问题。简单说，生命对每个人都提出了问题，他必须通过对自己生命的理解来回答生命的提问。对待生命，他只能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因此，意义疗法认为，负责任就是人类存在之本质。 按照意义疗法，我们可以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发现生命之意义：1，通过创立某项工作或从事某种事业。2，通过体验某种事情或面对某个人。3，忍受不可避免的苦难时采取某种态度。
爱是直达另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唯一途径。只有在深爱另一个人时，你才能完全了解另一个人的本质。通过爱，你才能看到所爱的人的本质特性，甚至能够看到他潜在的东西即他应当实现而尚未实现的东西是什么。只有通过爱，才能使你所爱的人实现他的全部潜能。通过使他认识到自己的所能和应为，他就会实现自己的潜能。
无论如何，遭受痛苦不是寻找意义的必要方式。我的意思是说，即使在遭遇痛苦时，人们也可能找到意义——假如痛苦是不可避免的话。如果是痛苦是可以避免的，那么有意义的事就是去消除痛苦的根源，不论这种原因是心理的、生理的或政治的。遭受不必要的痛苦与其说是英雄行为，不如说是自虐。 （在集中营）过了一些时候，我觉得自己马上就会死去。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的担忧与绝大多数狱友不一样。他们的问题是，“我们能从集中营活着回家吗？如果不能，所有这些苦难就都没有意义。”而我感到困惑的问题是，“所有这些苦难、死亡到底有没有意义？如果没有，那么压根儿就不该忍受。基于这种偶然之上的生命——不论你是否逃跑——压根儿就不值得活下去。”
人类总是有能力：1，将人生的苦难转化为成就；2，从罪过中提炼改过自新的机会；3，从短暂的生命中获取负责任的行动的动力。 大量经验证据表明，三大症状——抑郁、侵犯和成瘾依赖——都是由于意义疗法中所谓的“存在之虚无”即空虚感和无意义感导致的。 并非每一例抑郁症都是源于无意义感，抑郁有时导致的自杀也不都是因为存在之虚无。但是，即便不是所有的自杀都是出于无意义感，如果自杀者意识到某种意义的存在，他也会克制住终止自己生命的冲动。 我会向患者解释，那些自杀未遂的人后来都反复跟我讲没有死成堆他们来说是多么幸运和幸福。数月或数年后他们会告诉我，他们的问题是有办法解决的，生命还是有意义的。我接着对患者说：“即便一千个患者中只有一个出现了这样的转机，谁能保证这种转机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呢？但是首先你得活到那一天，所以应该活着，等待那一天的到来，而且从今天开始，你就有责任活下去。” 生命的终极意义难道不也是这样？只有在濒死之时人们才能揭示生命的全部意义，而这种终极意义也有赖于生命过程中尽其所能地实现每个单一情境的潜在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