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锋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河南 巩义 451200）
摘 要：位于河南省巩义市的北宋皇陵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址最完整的皇家园陵。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研究成果颇丰。研究内容主要探讨了巩义北宋皇陵是“七帝八陵”还是“九帝十陵”；对北宋皇陵选址原因进行了“迁都说”与“阴阳说”争论；尤其对北宋完备的皇陵丧葬制度、别具特色的陵园石雕风格进行了详细论述。为了使巩义北宋皇陵的研究更为深入，对相关文献的收集梳理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巩义；北宋皇陵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宋朝无论在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都是对世界文明贡献最大的朝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际。”史学界近来的研究成果，证实了这一点。河南巩义北宋皇陵以其庞大的规模、恢宏的气势、精美的石刻、神秘的堪舆术，成为帝王陵的典范，既是北宋近两百年历史的缩影，又是辉煌唐宋文化的直接体现，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考古价值。从1964年郭湖生先生所著《河南巩县宋陵调查》在《考古》杂志首次发表以来，至今已整整50年，其间考古学界、高校研究机构纷纷对巩义北宋皇陵进行了研究，使世人的眼光开始关注这一重要文化遗产。据统计，截止目前，有关宋陵的研究论文有25篇、硕士学位论文一篇、考古报告5篇、专著4部。
目前对于巩义北宋皇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巩义北宋皇帝陵的确切座数、皇陵选址在巩义的原因、北宋皇陵丧葬制度、北宋皇陵地面石刻等几个方面。其中最有权威的著作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的《北宋皇陵》一书，该书分七章，对巩义北宋皇陵的地理环境与陵墓分布、北宋皇陵的勘察、永定陵上宫及元德李皇后地宫的试掘、北宋丘陵碑志及生肖石刻、北宋皇陵寺院、陵邑及相关遗迹进行了考证，数据详实，考证严密，为其后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其次，在北宋皇陵丧葬礼仪研究上，叶春芳的研究最为全面，他在论文《北宋皇帝葬礼探考》中，分别对葬礼、葬期、山陵、役夫、山陵所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对宋陵石刻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有两部专著，林树中著的《宋陵石雕》、张广立著的《宋陵石雕纹饰》，另外有四篇学术论文专门论及宋陵石刻。综上所述，近半个世纪对巩义北宋皇陵的研究，既有文物考古部门的实地调查，又有学术界的理论考证，下面笔者分四个方面予以概述。
一、 有关巩义北宋皇陵“七帝八陵”与“九帝十陵”的争议
建国后，最早有记载的对巩义北宋皇陵的调查始见于《考古》杂志1964年11月由南京工学院郭湖生所著的《河南巩县宋陵调查》一文，该文详细全面介绍了宋陵的基本情况，并附有“巩县宋陵尺度比较表”、“巩县宋陵石刻存毁状况表”等确切数字，文后附有当时宋陵的照片。该文提出巩义北宋皇帝陵共有八座，分别是宋太祖之父赵弘殷被追封为宣祖葬于永安陵、宋太祖赵匡胤的永昌陵、宋太宗赵光义的永熙陵、宋真宗赵恒的永定陵、宋仁宗赵祯的永昭陵、宋英宗赵曙的永厚陵、宋神宗赵顼的永裕陵、宋哲宗赵煦的永泰陵，北宋最后两位皇帝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被金兵掳至北国，客死五国城，也即是说北宋九位皇帝七位葬在巩义，再加上宣祖永安陵，统称为“七帝八陵”。
对于这种说法，巩义当地的文物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时任巩义市文物保管所副研究员的傅永魁提出了“八帝十陵”说。他在《北宋徽、钦二帝陵墓考》一文中考证认为：公元1135年（南宋高宗绍兴五年），北宋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被囚九年后死于五国城，公元1142年南宋以归还太上皇（宋徽宗）尸体为条件割地求和，金世宗将徽宗遗骨归葬浙江绍兴会稽山，同时在巩县筑衣冠冢，名“永佑陵”；公元1156年（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第九位皇帝宋钦宗在北国落马而死，金世宗乾佑二年（1171）金世宗把宋钦宗以一品礼葬巩洛之源，名为“永献陵”。傅永魁认为徽钦二帝陵位于巩义市西15公里回郭镇清易镇南，被当地群众称为“二圣冢”。当前“二圣冢”当时所处的位置在1958年平整地时被夷平为耕地，现在地面虽散存有部分石刻，但二陵址已无迹可寻。1998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历代帝王陵墓》一书，在介绍北宋陵墓五节中，描述为：“北宋共历九帝，徽宗、钦宗因被金人俘虏囚死漠北，仅有衣冠冢。”该书认定在巩县有徽钦二帝的衣冠墓，与明清两代巩县地方志相符。
目前学界大多对“七帝八陵”比较认可，1992年夏至1997年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国家文物局及河南省文物局支持下，对巩义北宋皇陵进行了全面普查，出版了《北宋皇陵》一书，该书把巩义北宋皇陵分为西村、蔡庄、孝义、八陵四个陵区，调查结论认定巩义北宋皇陵为“七帝八陵”，对“九帝十陵”之说未予论述。
二、对北宋皇陵选址原因的探讨
公元960年，北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代周建宋，仍以开封府为东京，河南府（今洛阳）为西京，那么北宋皇陵为何要建在东西京之间的巩县呢？陈朝云所著《南北宋陵》一书在“南北宋陵形成的原因”一节中认为：开封地处豫东大平原，地下水位偏高，不适宜建造大型陵墓，宋陵选址巩义一是由于巩义地近洛阳，在地域上又西接今偃师境内的东汉、魏晋皇陵和唐太子李弘的恭陵；二是由于北宋时期在葬制上信奉“五音姓利”之说。另外，陈朝云在该书的同一节中又认为：宋朝立国后，宋太祖有将都城西迁洛阳的打算，将皇陵建在巩义是为迁都做准备。据史料考证：赵匡胤生于洛阳的夹马营，深知开封与洛阳作为都城的利弊，洛阳三面环山北隔黄河，虎牢关、黑石关固若金汤，易守难攻。开封地处平原，一马平川，北方骑马民族极易越过黄河直攻首都，朝廷需豢养数量庞大的禁军拱卫京师。据笔者史料查证，确有此说：乾德元年（963），赵匡胤在西京巩县卜占陵地，将其父赵弘殷由开封改葬到巩县安陵。开宝九年（976），宋太祖到巩县拜谒安陵“既而至阙台，西北向发鸣镝，指其所，曰：‘我后当葬此’，鸣镝定葬地，“而后来皆因之”指定了自己死后要葬在巩县，后代皆循前例。
关于选址受堪舆术的影响，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关于这点，冯继仁在《论阴阳堪舆对北宋皇陵的全面影响》一文，祝炜平、余建新在《宋陵布局与堪舆术》的文章中进行了考证。冯继仁认为：堪舆是中国古代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门学问，这一学说中的“五音姓利”说主导了北宋皇陵的选址。祝炜平详细考证了五音姓利[17]以古代音韵学和五行生克理论，认为宅主人姓的读音按宫、商、角、徵、羽分为五类，并与五行相对应。北宋赵姓王朝的赵姓为角音，角音对应的五行为木，木主东方，阳气在东，因此东方属吉利方位。其文中引用《地理新书》载，“东高西下谓之角地，南高北下谓之徵地，角姓亦可居之。”冯继仁在其文中也认为：巩义东南有嵩山、青龙山，西北有伊洛河，即所谓“东南地穹，西北垂之”符合堪舆学说，巩县自然被赵宋王室定为阴宅宝地。笔者也曾进行了实地调查：巩义北宋皇陵皆位于嵩山少室山脉之阴，东踞青龙山，南抵金牛山和白云山，北傍蜿蜒东流的伊洛河水，完全按照堪舆理论布局。不但如此，就单个帝陵来说，其坐落地也完全是呈南高北低、东穹西垂之势，从帝陵入门的鹊台、乳台至上宫陵台逐阶下降，陵台位于全陵的低凹处。这种坐北面南而又南高北低的陵园布局，一反中国古代建筑逐步增高的传统，不同于历史上其它朝代的皇陵，成为中国古代陵寝建筑史上的孤例。所以根据学界的研究，北宋皇陵选址巩义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北宋都城开封地理不适合建帝陵；二是宋太祖有迁都洛阳的打算；三是受北宋堪舆术的影响，其中堪舆术的决定性影响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
三、对北宋皇陵陵寝制度的研究
皇陵陵寝制度是我国古代社会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丧葬礼仪制度的最高等级，是统治阶级推崇皇权和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对北宋皇陵陵寝制度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叶春芳先生先后发表了《北宋皇帝丧礼探考》、《北宋皇帝葬礼探考》、《北宋皇帝丧葬礼仪的性质及对北宋社会的影响》、高晓东的《论北宋的皇陵制度》等文章，分别研究了北宋皇帝丧葬制度中的祭礼细节及其它35种礼仪；刘毅先生著有《宋代皇陵制度研究》一文，对北宋皇陵陵园、玄宫、南宋皇陵制度进行了描述，并对宋代皇陵制度特点进行了总结；陈朝云著有《北宋陵寝制度》一文，对帝陵、后陵、石雕、皇堂、祔建寺院进行了研究，后另有专著《南北宋陵》有专章做了更详细的介绍；北京大学中国考古研究所的秦大树先生的《试论北宋皇陵的等级制度》，从唐宋帝陵规模的比较、帝后陵的尺寸、地面石刻进行了详细的统计，数据详实准确；高晓东《北宋皇陵制度研究》，内容涉及皇陵营建、礼仪制度及保护制度。
综合来看，北宋王朝从建立政权开始，就在帝后陵营建、宗室陪葬墓的建造、神主的下葬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的礼仪制度和等级制度。以上各家的研究成果基本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七月而葬”制：即自皇帝驾崩到埋葬，基本要在七个月内完成，否则其灵魂不得祔入祖庙。根据高晓东先生的统计，巩义北宋七个皇帝下葬所用时间，宋太祖最短六个月零五天，宋真宗花费时间最长为七月二十三天，其他五帝皆基本耗时在七个月左右。因北宋各帝不预建皇陵，皇帝一旦驾崩，其皇陵必须在七个月内建好，所以宋代皇陵规模比起汉唐时期帝陵要小很多。（2）实行帝后 “同茔合葬”制，即皇后单独建造陵园，祔葬于帝陵的西北隅。经陈朝云论证：北宋实行的皇后祔葬制，是受西汉帝陵的影响，这与唐代预造寿陵，将皇帝与皇后同葬一陵明显不同。巩义皇后诸陵都祔葬于皇帝陵的西北方，后陵规制与帝陵相同，规模仅有帝陵的四分之一左右，神道石像有所减少。（3）陵前摆放石雕成为定制。前述研究成果结合笔者的实地调查证明，巩义北宋皇陵各陵前石雕像数目相同，排列顺序整齐划一。自鹊台进入皇陵，先是两侧乳台，而后步入神道，神道两侧排列有石雕像62件，自南向北依次有望柱2、象与驯象人各2、瑞禽2、甪端2、马4、控马官8、石虎4、石羊4、客使6、武将4、文臣4、上宫四神门各有两对石狮、南神门石狮之南镇陵将军2、南神门还有宫人2、内侍2、自仁宗永昭陵后又在下宫南神门外加置一对上马石，这些都显示了陵墓主人的神圣威严；（4）随葬品丰富。笔者在史料中也查阅到：宋陵玄宫陪葬品分为两类，一为各种礼仪葬器、明器；二为葬主珍宝好玩。乾兴元年（1022）二月十九日真宗崩，二十三日仁宗命“陈先帝服玩及珠襦玉匣、含、襚应入梓宫之物于延庆殿，召辅臣通观，明日大敛成服。”又“九月十一日，召辅臣赴会庆殿，观入皇堂物，皆生平服御玩好之具。”[26] 1984文物部门发掘了多次被盗掘的元德李皇后陵，出土物品有：玉谥册、哀册、瓷器82件、铜器28件、铁器18件、木饰件17件等，云鹤纹瓷盒、属越瓷精品；另有多件宋代定瓷精品。由此可以推测，帝陵随葬品应该更加丰富。
四、关于北宋皇陵地面石刻雕像风格的研究
巩义北宋皇陵的地面石刻雕像继承了唐及五代的写实风格，是我国石刻雕塑史上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对其的研究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官方文物保护机构对石刻雕像的如实统计，如建筑研究院郭湖生先生所著的《河南巩县宋陵调查》，文中有“陵墓石刻艺术”专章介绍；巩义市文物保管所傅永魁先生所著《巩县宋陵》，也从写实角度以“石刻艺术”进行了介绍。另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的《北宋皇陵》，该书对帝陵石雕像尺寸、陪葬墓石雕像尺寸进行了统计，且附有各石雕像的彩图及纹饰线图，最为详实。第二类是学术机构对石刻雕像的艺术分析，杨伯达先生的《古代艺术的瑰宝—巩县宋陵雕刻》从宋陵石雕的渊源、宋陵石雕匠师的派别、宋陵石雕的艺术造诣、宋陵神道石雕的艺术特点等四方面高度评价了宋陵石雕；河南科技大学卫琪先生的《略论宋陵神道石刻艺术》一文，分三部分对宋陵石刻分布、石刻题材及内容、艺术风格进行了研究，认为宋陵石刻承袭唐代规模及形式，又成为明清两代神道石刻遵循的基本形式，是我国石刻雕塑史的重要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孟凡人先生的《北宋帝陵石像生研究》一文，对北宋帝陵石像生的组合、雕镌技法、主要纹饰题材以及石像生的形制和分期进行了探讨和研究，该文提出的石像生分期理论为今后宋陵石刻研究开辟了新的课题。第三类是雕塑界对宋陵石雕进行的图像画册汇总，主要有《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第5章，介绍了五代至宋雕塑，对宋陵陵墓、墓室、明器石窟造像进行了图片汇总，为研究者提供了基础性资料。另外，《世界雕塑全集》一书的东方上册中也介绍了宋陵石刻雕塑，同时把宋陵石刻雕塑放在世界雕塑史之中，为中西对比提供了方便。
据《北宋皇陵》编写组实地调查统计，巩义北宋皇陵中帝陵现存石刻雕像395件，另有上马石12件，其中残缺不全者33件；后陵现存石刻雕像336件，其中残缺不全者51件。陪葬墓现存石刻雕像69件，其中残缺不全者19件。再加上碑刻、墓志、总数近千件（928件）。主要雕刻分为：望柱、象、驯象人、瑞禽、甪端、马、控马官、虎、羊、客使、文臣、武将、镇陵将军、行狮、宫人、内侍等，经笔者考证：每个帝陵前石刻数量、顺序都是一样。综合各家的研究结论，可以得出巩义北宋皇陵石刻雕像特点如下：（1）宋陵石刻雕像是继承唐陵风格而又有所发展，如与洛阳偃师唐代乾陵相比，主要差异在种类上，宋陵比唐陵多了象、驯象人、虎、羊，武士，但在同类同种的数量上较唐陵少，宋陵石刻雕像与唐代仍同属一个范畴；（2）北宋皇陵石刻雕像数量、摆放规范已经成熟，超越前代。同样与唐陵相比，宋陵石刻雕像在内涵上更加完整，组合更加丰富而明确，对称布局更加规整，排列更加有序和紧凑，对后代如明代皇陵石刻雕像产生了重大影响；（3）宋陵石刻雕像兼具写实形真与夸张神巧的特点。宋承唐制，陵墓石刻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形象，宋陵石刻在世俗化的写实上有了可喜的变化，如永裕陵前文臣武将年青近人，健壮结实，其身躯带有明显的职业烙印，面部表情写实概括，以严肃悲伤的特点展现臣子丧主的心理特点；其神巧特点表现在动物雕像上，如甪端威猛凶悍、石象温顺朴厚、石虎虎视眈眈、狮子威猛怒吼等。所以，宋陵石刻在汉代演变的基础上，丰富了唐代的内涵并有所发展，而且在形神方面独具特色，故其在中国皇陵石刻雕像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不愧为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
五、结语
总之，目前学界对巩义北宋皇陵的研究既存在争议之处，也有共性的认识，这些成果为北宋皇陵的深入研究营造了氛围、奠定了基础，可谓功莫大焉。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如因巩义北宋皇陵多次受到盗掘，很多研究者认为研究价值不大，所以影响了研究者的积极性，导致近半个世纪来研究成果对比国内其它帝陵来说相对较少；又由于受研究者自身限制：如很多研究石像雕刻艺术的学者本身缺乏必备的史学素养，对宋陵的时代背景了解不够，史料的征引上存在差距，所以得出的结论尚存在有争议；同时，史料文献的缺乏也导致了研究的薄弱：如从1126年金灭北宋至金1234年灭亡期间，巩义皇陵处在金朝的占领区，因政权不同导致的相互敌视、文字语言记录的差别，此时段皇陵的管理维护史料发掘相对较少，研究成果中缺乏对当时皇陵的管理及破坏情况的相关史料支撑。
为了使今后对巩义北宋皇陵的研究更加深入，笔者建议：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可以开展皇陵内部构造研究。皇陵内部构造仅在历史文献上有相关记载，元德李后陵的抢救性发掘仅仅确定了宋代早期皇后陵的相对标尺，但因建国后对帝陵还未进行发掘，所以帝陵内部实际构造尚未得知，且靖康之变后所谓“皇陵遭到严重破坏”也缺乏详细的资料记载，考古学界应加强对帝陵的保护性试掘工作，应该有更大考古发现；同时，因学界大多关注帝陵，对皇后陵的研究非常薄弱，如皇后陵的丧葬制度与帝陵有何不同还无人研究，建议加强对皇后陵的研究关注，填补对皇后陵的研究空白；同时，对于巩义北宋皇陵的文献整理工作还应加强行业协作，研究者们应耐心地将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细致的收集整理，尽量做到一网打尽，相关各学科，如史学、美术学、考古学，要相互沟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把巩义北宋皇陵的研究推向更宽广的领域。
收稿日期：2015-5
项目研究：本文为2014年河南省社科联、经团联调研课题《宋陵遗产保护实地调查与旅游创意开发研究》（编号：SKL-2014-1095）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马锋（1975-），男，河南汝南人，郑州成功财经学院，历史学硕士，宋陵文化研究所主任，研究方向：宋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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